[主持人武长海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新三板与新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的武长海，今天的客串主持由我进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上午好！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暨2017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现在开始！  [09:18]

[武长海]:今天的发布会和论坛是由法制日报社和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北京银行、青岛正大有限公司协办，今天到会的嘉宾有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负责同志，有来自各大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有来自一百多家央企、上市公司的高管、总法律顾问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国财富传媒集团等二十多家媒体的朋友，让我们对各位领导、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09:18]

[武长海]:请允许我把主要的来宾和领导介绍一下，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余斌先生、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局长郭祥玉先生、法制日报社社长邵炳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文魁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副院长李欣宇教授、新华社中国财富研究院副秘书长张庆源先生。当然还有其他的各位嘉宾，就不一一介绍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09:20]

[武长海]: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从2008年起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每年就发布一次，同时举办风险管理论坛，今年已经是第10次了，今天上午有关领导致辞之后将发布上市公司在2016年的法律风险指数及其分析报告，并将举办2017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现在请三位领导、嘉宾致辞。首先请第一位，主办方法制日报社社长邵炳芳先生致辞。  [09:20]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邵炳芳：尊敬的余斌部长、郭祥玉局长、时建中副校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09:23]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法制日报社对各位的领导和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在座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新闻界的朋友长期以来给予法制日报社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09:24]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发布，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1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彰显了这项指数研究和发布的持续性、内涵的丰富性、实践的指导性。  [09:24]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09:24]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被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法治国家建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到2035年，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09:25]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也意味着法治经济同步建成。法治经济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战场，上市公司是资源配置、占有、使用的主体。因此，上市公司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营，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成的标志和要求。  [09:25]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研究将极大地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和运营的合规进程，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有力退守。法制日报社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推进这一项目研究，意义重大。  [09:26]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每年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我们都会邀请关注资本市场法治的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界朋友交流研讨，邀请新闻界朋友莅临报道，是你们的参与和支持，扩大了指数研究成果的应用，也坚定了我们持续研究发布的信心。今天仍然会有一场思想盛宴，对各位的精彩观点，法制日报社将在报纸、网络、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充分展示。  [09:26]

[邵炳芳 法制日报社社长]:预祝“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暨2017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09:26]

[主持人 武长海]:现在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致辞，并做主题发言。今天的主题是“监管，混改”2017年是监管年，时校长就从监管的角度做精彩的发言。  [09:56]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这个活动很早就知道，而且很早就列入到我自己和学校里的重要工作日程。我代表政法大学对第10届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对完成这项工作的政法大学的科研机构，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更应该感谢的是法制日报社，法制日报社跟政法大学的合作不仅是这一项，是全方位的合作。  [09:56]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这个主题昨天刚刚看到，这么醒目的四个字，“监管、混改”，我围绕的主题还是报告的主题，上市公司风险和指数。关于上市公司在《公司法》里有一个定义，我本人对《公司法》做过比较长时间的的研究，《公司法》第一百二十条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对这个定义搞清楚了之后关于上市公司的特征有很多描述，对于事物特征的描述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都可以做出描述，如果把不同的描述整合在一起可以有一个原貌。小时候我们学过盲人摸象，六个瞎子摸到大象不同的部位，说象是什么样的，讲哲学的时候经常讲瞎子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如果把六个瞎子整合在一起大象的形态就出来了。对于上市公司的特征也一样，我可能从我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进行描述，上市公司是一家公众公司，是一家公开公司，就意味这是一家内部信息必须披露，从而外部人与内部人的信息更大程度对称的公司，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和合伙企业有很大的区别。  [09:57]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同时它是公司信息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非常大的公司，而这个外部性既包括正面的外部性又包括负面的外部性，或者积极的外部性和消极的外部性，当外部性非常大的时候，一举一动纳入到公众的视野，本身产生的风险或者诱发的风险成为风险的来源，而关于风险有三个关键词，上市公司，风险，关于风险有很多讨论，在经济学里讨论最深的是奈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把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了区分，当然后面也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他的分类，说他太僵化。如果不做学术上精准的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风险实际是可以量化的，风险是可以预测的，如果说可以预测，可以量化，相对于不确定性而言，不确定性是无法量化，甚至是无法预测的，我今天讨论的或者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做严格意义上区分的时候讨论上市公司的风险。  [09:57]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下面回到指数，风险指数是对风险的量化，而风险指数的科学性是建立在指标科学性的基础上的，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完善，毫无疑问今天发布的指数报告的指标体系应该说更加趋于完善和科学，昨天我把报告最后一部分关于法律风险的定义和指标体系看了一下。关于风险指标体系的完善，很重要解构的点就是关于风险分类的问题，风险分类的科学性可能会影响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也关系到报告的价值，也是关系到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投资者、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有非常大的影响，关于风险分类又是，各种学者都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大的分类有几种：  [09:57]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一是系统风险，二是非系统风险，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九大报告，关于金融市场强调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上市公司是金融市场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旦市场发生了系统风险，对于上市公司本身来讲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到什么程度呢？系统的风险一定会引发非系统的风险，因为大的系统出了问题，后面履约的时候会出问题，一旦履约出了问题，非系统风险问题就出来了，从国家角度关注的更多的是市场要保持有序，尽可能防止非系统风险转化为系统风险，这时候系统风险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不一定是风险，而是变成了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量化。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只有规范自我的管理，为稳定整个市场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非系统风险转化给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  [09:58]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第二个分类是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之所以强调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它同样会出现外部风险的内部化和内部风险的外部化，意味着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仍然有相互转化和相互影响的问题。  [09:58]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第三个分类是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区分为交易风险和创新风险，交易风险对于传统经济或者传统企业自古有之，而创新风险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问题，创新风险，特别是现代新经济背景下这个风险会更大，因为不创新说的极端一点可能会等死，如果创新有可能找死，与其等和找，等是必然的，找是不一定的，所以大家就去创新，如果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分类不一样，如果不创新真的是在等死，看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是传统经济的，还是新经济的，传统经济加不加新经济或者是新经济加不加传统经济，如果能顺势而为就必须要进行创新，而且在创新过程当中所带来的风险不是传统的交易风险那种控制机制和控制方法所能控制的。  [09:58]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下面回到法律风险，当然所有的商业风险一旦发生都会转化为法律风险，交易过程当中有的风险最后一定是法律风险，创新过程当中的风险一定是法律风险，至于说交易当中的风险和创新当中的风险都有哪些，就要看交易的流程是什么，交易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去解构，而创新风险也一样，就看所处的行业是什么，创新风险里其中最大的是技术风险，而技术风险可能会碰到人类社会目前的认知或者技术不能解决的难题。  [09:59]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上次在这儿做演讲的时候我讲的是法律风险的量化管理，其实法律人更多的是把风险进行定性管理，上次讲的是量化管理的问题，今天如果再讲量化管理大家会觉得我一年没有学习，法律风险的公法风险和法律风险的私法风险，可能我们过多关注的是私法风险，比如说交易风险和创新风险更多的是私法意义上的风险，私法意义上的风险对所有的公司来讲都有一定的管理经验，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在私法风险方面的管理更加有独到的经验，比如有足够大的团队，有更好的流程控制私法风险，甚至在决策的时候有些上市公司的法务老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法务老总，甚至成为公司的副总，可以参与到法律风险之前的预防机制，交易开始就可以进入了，可以有很好的预防机制。  [09:59]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但公法风险，甚至包括今天发布的报告里几乎对公法风险没有提及，其实公法意义上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给上市公司所带来的风险一旦发生几乎是毫无应对之力的，所以公法意义上的风险更多应该采取的是预防性的机制，私法风险你有对抗的可能，一旦出现了私法风险对抗的是交易对方，到底违约了没有，投资到位了没有，投资回报应不应该给你，有一种对抗的机制，可以有对抗的平台，平台就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一旦发生公法意义上的风险和谁去对，你的对方是行政执法机构，有没有机会呢？有，法院行政诉讼，到目前为止尽管法院的立案制度由过去的审核制变成了现在的登记制，井喷式的出现行政诉讼，但大家对于行政诉讼还是有很多的顾忌。  [09:59]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分析现在井喷式的行政诉讼原告主要是哪些，都是些中小企业和个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如果面临比较严重的行政诉讼，这就是你的公法上的风险。当然公法的风险比如说反垄断风险，《反垄断法》是一部公法或者公法色彩非常强烈的法律，现在处罚最多的60多个亿的是什么概念，在《反垄断法》里处罚是三个责任，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屏除上一年度收入的1%以上、10%以下的罚款，利用率到底有多高，在目前的经济景气状态下如果利用率可以达到5%就不错了，罚了8%，还没有定格呢，再比如说建设美丽中国，这次十九大报告多了两个字就是美丽中国，强调环保的作用，环保执法的力度明显在加大，一旦触发了《环保法》处罚也非常大。比如劳动保护方面的风险，如果说雇一个人去守摊，觉得不好就把他赶走了，如果某个大酒店雇佣一个员工干的不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解雇他，不能随便赶走的，因为可能会引发的风险不一样。上市公司的外部性就决定了风险管理的方式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政策上的风险。  [09:59]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如果这些分析还是静态机制，还有动态的，在法律实施过程当中导致的风险，在座的来自于法务的公司会面临这样一种窘况，法院判决和行政执法不同，比如反垄断领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执法机构认为这是违法行为，法院认为这个行为不违法，一方面有生效的行政决定，另一方面有终审的法律判决，企业法务怎么跟公司老总做建议，进行商业策略的时候，比如说价格约束，根据发改委的决定是违法的，根据法院的判决是合法的，如果法务把这个建议给老总说你选择吧，二选一，如果我是老总，你是法务，恐怕这个就做的不够，你很纠结，这个纠结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具有极高公权力的法院和行政机关，对于这一点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尽管我们不能控制，但我们必须要面对。  [10:00]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讨论了上市公司，讨论了风险，讨论了指数，讨论了风险的分类之后，对于上市公司风险的管理就是这个报告的价值，报告的价值并不在于客观呈现了风险的状态，而是要给上市公司一些指引，给监管机构一些指引，给投资者一些指引，所有的指引最后还要归功于上市公司内部风险的控制机制，企业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的配置机制，当我们没有钱只有能力的时候选择合伙企业，当钱非常多的时候会选择有限责任，本身就是配置的风险，当冒险的时候就要合伙，当不愿意冒险，不愿意把家底都赔进去就是有限合伙，本身就是一种配置机制。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当然也是一种风险的配置机制，其实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风险的防范机制，上市公司配置风险的过程中会制造风险，制度又给了它防范风险的机制，因此就要看上市公司能不能很好的利用既有的法律制度配置风险，分配风险。  [10:00]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仍然还需要对风险进行定性的管理和定量的管理，有些风险我们需要在定性之后进行量化管理，而有些风险可能在量化之后进行定性的管理。根据法律的规定进一步的完善上市公司内部的业务流程，每个业务流程里都应该建立一定的带有内部强制性的止损机制，有些上市公司，包括为了增强发改委内部政策的合法性专门在业务流程里用电脑设计了流程，对一些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和公平性审查，到了这个环节按照电脑流程走的，一定要打勾的，审查了没有，如果没有审查的话下面的程序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发现电脑真的比人好，把内部业务止损的机制刚性化，最好就是用技术手段解决。建立业务的负面清单，建立了业务负面清单之后至少可以最大程度的防范风险。谢谢各位。  [10:00]

[主持人 武长海]:时校长的发言非常精彩，动态风险、静态风险、私法风险、公法风险以及怎么控制风险，他讲的非常科学，以往的理论是没有的，这些理论对于法律风险指数进一步完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下面有请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余斌先生致辞并做主题发言。  [10:12]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学习今天的会议。首先我对第十届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和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10:13]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十九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今天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如何理解新时代，跟过去相比未来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哪些新的特点，哪些新的趋势。我理解，新时代大体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含义：  [10:14]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第一，新时代标志着我们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十九大报告在开篇中就指出，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飞跃，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已经快实现了，对于未来三十年十九大提出新的分两步走的目标，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到205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新时代的第一层含义是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10:14]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新时代的第二层含义也是十九大报告的原话，说的是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到明年改革开放就四十年了，在四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可以说在世界上中国保持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是最长的国家，因此中国在过去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高速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我认为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处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的时期，因此高速增长阶段就是不断增量扩能的过程，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来满足市场需要，因此高速增长阶段就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今天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价格下降，企业的营利能力和营利水平滑坡标志着数量扩张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接下来当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进入了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10:15]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很容易理解，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为中心，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还要求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所以新时代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10:15]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新时代的第三层含义是从收入差距扩大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在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我们更多选择的是效率，由此带来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们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中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高于0.40，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十九大报告在论述未来发展目标的时候提出，到2035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  [10:15]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在公平和效率二者当中我们将更多的强调公平，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当中的共享发展就已经有这种含义，所谓共享发展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分享的新机制，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参与才有机会，在参与的过程中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个人能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现代化的成果，因此新时代的第三层含义是从收入差距扩大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0:15]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新时代的第四层含义也是十九大报告的原话，就是我们从世界舞台的边缘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我们仍然是全球经济金融规则被动的接受者，也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被动的接受者。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27年中国用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从而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1.7倍，很显然这种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大宗商品价格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与我们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影响力和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所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就是我们要逐步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大宗商品价格的积极参与制定者或者是制定者的地位。  [10:16]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新常态的第五层含义是十九大报告重点论述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把这个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多年，十九大报告把它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首先人们对于美好政府的需要远远超出物质文化的内涵，今天当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人逐步富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有更高质量的就业，更优质的教育，更有保障的医疗，更安全的食品，更清洁的空气和环境，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人们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明显上升，这些我们仍然用物质文化很难概括，它远远超出物质文化的内涵。  [10:16]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另一方面说我们仍然是落后的生产吗？显然不是，中国现在很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很多行业在全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说我们的生产仍然是落后的很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这里需要理解的是什么是不平衡，什么是不充分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所谓不平衡的发展，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三大失衡，所谓失衡就是不平衡，一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是说需求已经变了，但是供给没有相应的变化，导致供给不能适应需求；二是金融与经济实体失衡资金大量的脱实向虚，整个利润向金融企业集中，导致金融过度发展，金融的增加值2015、2016年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8%，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是房地产与其他实体经济的失衡，所谓不平衡我认为主要是解决三大失衡的问题，所谓不充分的发展说的是它的内涵要相对丰富一些，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工业来说农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广大东部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不充分的，所以我们需要加快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10:16]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同时当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的时候，人均水平2016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排位，中国人均GDP8123美元，排在世界的第六十八位，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所谓发展不充分还表现为在过去的发展当中我们为了追求GDP大量的消耗能源，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大量的投入劳力等等，由此带来低效率，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为人们的需要不能遏制，只有通过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这将会成为未来的主题。  [10:17]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很多都跟上市公司的法律相关，比如说人们的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会对公共公司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会相应产生一些法律风险，因此我认为在新时代这个新的起点召开这样的会议来研究、分析、管理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意义十分重大。最后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10:17]

[主持人 武长海]:非常感谢余斌主任的精彩发言，他对十九大的报告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解读非常科学到位，也为我们风险指数进一步的科学化指明了方向。现在我们用五分钟时间看一个关于风险指数的短片。  [10:18]

[主持人 武长海]:下面是指数发布环节，有请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李欣宇教授。  [10:19]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下面我为大家发布本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  [10:21]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低的10家主板上市公司：长白山、营口港、上海电影、长春燃气、绿城水务、威帝股份、福建高速、网达软件、白云机场、国电电力。  [10:21]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高的10家主板上市公司：S*ST前锋、海航创新、*ST天首、*ST山水、ST亚太、*ST皇台、ST慧球、匹凸匹、全新好、ST华泽。  [10:24]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低的1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思美传媒、黔源电力、友邦吊顶、科远股份、海思科、陕天然气、天康生物、燕塘乳业、佳隆股份、金发拉比。  [10:25]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高的1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科云网、华东数控、国信证券、*ST宇顺、凯瑞德、协鑫集成、圣莱达、民盛金科、众和股份、奥特迅。  [10:26]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低的1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维宏股份、文化长城、景嘉微、数字认证、幸福蓝海、汇金科技、清水源、陇神戎发、太空板业、同有科技。  [10:27]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最高的1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欣泰电气、天龙光电、沃森生物、天山生物、吉峰农机、润欣科技、易世达、劲胜精密、金亚科技、银江股份。   [10:27]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营口港、维宏股份、上海电影、长春燃气、福建高速、白云机场、广西广电、数字认证、大豪科技、新南洋。  [10:28]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S*ST前锋、ST亚太、中科云网、匹凸匹、ST华泽、*ST新梅、*ST新亿、中国嘉陵、中水渔业、上海科技。  [10:29]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　：国电电力、黔源电力、长江电力、华电能源、外运发展、长江通信、中国联通、航天信息、卫士通、华锦股份。  [10:30]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中水渔业、中国嘉陵、*ST山煤、河池化工、中房股份、航天通信、彩虹股份、中粮生化、ST上普、凤凰光学。  [10:31]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金融业上市公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东兴证券、长江证券、爱建集团、国泰君安、国盛金控、常熟银行、中信证券、锦龙股份。  [10:32]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　：海思科双鹭药业江中药业莎普爱思九芝堂、新光药业普莱柯赛升药业信立泰陇神戎发。  [10:33]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ST生化北大医药冠福股份沃森生物山东金泰、益盛药业新华制药辅仁药业天目药业四环生物。  [10:33]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食品制造业上市公司：桃李面包千禾味业佳隆股份汤臣倍健三全食品、燕塘乳业桂发祥海天味业天润乳业皇氏集团。  [10:34]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食品制造业上市公司：莲花健康光明乳业*ST星湖上海梅林梅花生物、爱普股份花园生物溢多利广泽股份金达威。  [10:34]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上市公司：今世缘百润股份洋河股份老白干酒惠泉啤酒、中葡股份口子窖金徽酒伊力特威龙股份。  [10:34]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上市公司：*ST皇台水井坊兰州黄河国投中鲁海南椰岛、张裕Ａ古越龙山酒鬼酒深深宝Ａ贵州茅台。  [10:35]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新朋股份中国重汽宁波高发江铃汽车奥联电子、龙生股份东风汽车京威股份浙江仙通湖南天雁。  [10:35]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隆基机械曙光股份西部资源*ST黑豹八菱科技、金杯汽车一汽夏利*ST星马金马股份金龙汽车。  [10:36]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低的10家旅游业上市公司：长白山黄山旅游丽江旅游云南旅游张家界、华侨城Ａ西安旅游宋城演艺峨眉山Ａ腾邦国际。  [10:36]

[李欣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2016年法律风险指数最高的10家旅游业上市公司：海航创新大东海A国旅联合凯撒旅游三特索道、西藏旅游中青旅桂林旅游北京文化中国国旅。  [10:36]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上午好！接下来我代表课题组向大家汇报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发布。  [10:55]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是在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趋稳，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有很大的冲击，首先从第一个宏观经济增长驱动来讲，2016年经济呈现稳中趋缓，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特点，2015年增速下降，2016年只下降了0.2个百分点，经济下行的同时有所趋稳。从资本市场来看，2016年整个年初的市值全股跌停，年末回暖，新股发行提速到频频举牌，不断地监管风暴，2016年的资本市场是跌宕起伏的市场，同时2016年新股不断地扩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迈入到了新的节点，上市公司突破了3000家，总市值超过50万亿，占到整个GDP的比例接近70%，67%，中国经济也在2016年全面迈入了资本时代。  [10:55]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从宏观改革角度来讲，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开始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包括国企混改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整个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都产生了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在2016年法律风险体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我们通过对2016年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法律风险指数的研究，总结了六个关键词，一是新常态与强监管，这种状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法律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二是从指数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2016年上市公司多元化和国际化面临的风险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趋势；三是通过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来看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法治方面的风险有些什么样新的特点；四是通过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指数看全国31个省市地区的营商环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五是自从国家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和特点；六是风险指数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10:56]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24.495，比2015年有比较大的下降，较去年有所改善，也创了五年以来的新低，就像前面讲的，它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大的宏观经济和改革的政策跟资本市场的变化对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新的常态下整个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个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2016年资本市场整体的经营风险有所下降。表现在上市公司的指数里有十六个风向指标，有不同的维度，比如说违规、诉讼，还有体现系统性的地域结构和业务结构，还有涉及到一些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经营风险下降表现出上市公司的六个指标里设计到诉讼次数的减少，涉案的资产金额减少，从结构性风险来讲，整个行业性风险结构下降。  [10:56]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强监管的态势，资本市场从2014年以来的强监管形势下，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指数里体现出很明显的变化，整体法治水平有所改善，表现为上市公司违规次数、高管责任、非标报告、关联交易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10:56]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除了前面强调的两点，中国2016年上市公司风险指数的下降也跟新股的扩容有很明显的关系，图上红色表现的是上市公司整体的风险水平，绿色表现的是当年新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水平，可以明显看到新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所呈现的风险比原有整体的其他上市公司低。2016年新上市公司新股票的扩容占到原有上市公司的比例8.3%，前年的指标是4.8%，2016年上市公司扩容的速度比前年增加了快1倍，新上市公司风险表现比较好，比较低，上市的数量还比去年高，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指数有一个拉低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借鉴新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表现。  [10:57]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从创业板这几年风险指数的走势来看有一个借鉴作用，下面的绿色是创业板从2009年创板以后2016年整体的走势，是上升的趋势，作为新股占比较大比例的板块可以代表什么，代表上市公司在新上市以后的几年内法律风险会逐渐爆发出来。  [10:57]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多元化经营的趋势进一步的逆转，2016年开展多元业务公司的比例比2014、2015年都有大幅度的下降，2014年是55%公司开展多元化的经营，2015年有50%，2016年已经降到了40%，这个指标的背后反映的是随着整个中国实体经济在下滑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经营策略也发生变化，上市公司在收缩自己的经营主线，回归到主业开展顶层的经营。另外一个维度上国际化的步伐仍然在加快，2016年资本市场开展国际业务的公司有1802家，比往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去年增长了近10%，数量在快速增长，开展国际化业务占资本市场公司的比例略有所下降，保持50%多的水平，反映出这种变化数量快速增长，比例维持比较高的位置，近年来反垄断、倾销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国际化法律风险在逐渐暴露，经常看到新闻国内公司开展国外并购业务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可能涉及到反垄断，包括对高科技类型的公司，芯片、智能制造领域，这些风险正在逐渐暴露，上市公司国际化和全球化更趋理性和务实，国际化的比例略有所下降也印证了这样的变化。  [10:57]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上市公司高管人数逐年下降也加重了公司治理的风险，从2014、2015、2016年平均每个上市公司高管有法律背景的人数在逐年下降，这样会加重公司治理的风险，公司管理层，尤其是作为公司治理核心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专业素质会极大地影响到公司的各项科学决策，包括执行情况，如果上市公司里法律背景的高管比较多就可以从决策源头上避免在公司治理中出现法律风险，连续三年指标的下降也给我们一个警示。  [10:57]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各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排名，从各个省市上市公司风险指数的变化来看排名能对各地营商环境和市场法治水平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甘肃在当地所有的上市公司平均的法律风险指数2016年下降了二十三名，吉林下降了十五名，云南下降了十四名，转换到中国31个省市的地图上，红色部分是排名靠后的十一名，黄色部分是排在中间的，绿色部分是排在风险排名比较高，但是风险指数比较低的，风险比较小，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中国经济主体核心地段里山东省表现风险高，排名靠后，四个直辖市里重庆、北京、上海、天津当中重庆排名比较靠后，红色的。  [10:58]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整个地区公司整体法律风险指数的高和低，指数高，排名低，反映的是各个地区上市公司治理风险比较高，众木成林，当地上市公司基本可以代表当地最优秀的企业，企业风险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各地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的法治水平。46个行业里每个行业去年排名的变化和指数升高和降低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比如采矿业2016年下降很大，大宗品价格周期性的行业受到宏观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特别大，农林牧渔下降了十九名，2016年在中国证监会13个财务作假的行政处罚里，农林牧渔类型的上市公司占了6家，排名最后风险最高的就是住宿和餐饮行业，反映经济整体下滑大的情况下三公消费的限制，还有行业特点，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较大，排名比较靠后。  [10:58]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从经济发展来讲，科技创新是整个宏观经济的亮点，整个行业风险指数的排名方面也可以折射出来，比如科学研究和基础服务行业风险比较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排名第九，相对整个行业发展也比较低。宏观经济除了科技创新还有消费升级，教育类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整个行业排名里排的很前，可以看出整个经济正在进行深刻变化，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有一个深刻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根据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被外部诉讼争议纠纷情况做了统计，两个维度里表现了这个行业里发生诉讼的占比，平均每个企业发生争议诉讼纠纷的次数，红色区域是这个行业发生诉讼的概率比较高，平均发生的次数也比较高，金融业和住宿餐饮业是外部诉讼争议焦点的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责任，从2016年证监会发出处罚的高管责任，一是这个行业发生问题，二是平均次数，粉红色的区域是风险发生次数比较高、发生比例比较高的行业，房地产和综合类的行业风险会比较高，综合园区类的上市公司，像中关村这种类新的园区类的上市公司在综合行业里面。  [10:58]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国有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水平，自从提出依法治国以来，2012年开始整个风险指数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依法治企的领域里国有上市公司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包括国资委推动的央企健全总法律顾问制度，充实法治工作的力量，风险管理需要管理成本，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程度可能才会开展这样的工作，投入和产出也是成正比的，随着国有企业加强依法治企方面的投入，整个国企的法律风险指数也呈下降的趋势，法律管理、风险管理价值的呈现。  [10:58]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各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排名，前面排名的是所有上市公司，这个是大股东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排名，山东省风险增加比较快，下降了二十名，陕西省风险上升很多，下降了十五名。同样我们也对照31个省份国有上市公司各省的地图，按全国所有上市公司第十名的排名排名值和第二十名的排名值，把31个省国有上市公司重新画了一下，绿色部分高于全国所有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黄色是高于前二十名，红色部分是低于后二十名的表现，像山西、重庆、海南这几个省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北京、广东、上海的指数比较低，尤其是甘肃在全国排名很靠后的，在国有企业领域里还是排名相对靠前的，从图上可以前后做个对比，对于风险管理、法务管理方面的投入会产生正面的价值和效用。  [10:59]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这儿有一个更明显的价值体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除了可以提升风险，跟上市公司的价值是什么样的关系，图中可以看出明显成正相关的关系，绿色部分表示的是五星级评级的公司，表示法律风险很低，资产收益率要远远高于三星级和一星级的评级公司，有一个梯次的分布，这是当年的相关性。指数有没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价值发现性，比如说去年表现好的五星级公司今年资本市场上的资产收益率和回报率表现怎么样，可以看到绿色的还是五星级，黄色的是三星级，红色的是一星级，去年表现好的法律风险指数比较低，评级比较高的公司资产收益率远远高于法律风险高、评级低的公司，指数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价值发现。  [10:59]

[史志伟 赛尼尔法务智库副总裁]:回归到风险，指数除了是对去年的总结，还对未来指出风险预警有显著的作用，图上红色部分是一星级的评级，是去年风险评级比较低的，今年发生风险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去年风险评级比较高、风险比较低的公司，以诉讼情况来看，比如2015年一星级、三星级和五星级评级的上市公司次年的诉讼次数分别是58.54次、6.82次和0.05次，可以看出五星级公司去年是五星级，今年诉讼情况会有很明显的优势。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  [10:59]

[主持人 武长海]:史志伟先生对2016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形成进行了精彩科学的解读，法律风险有内生和外生的，怎么预防和控制这些风险也是以后我们需要探讨的话题，相信课题组成员也有他们非常好的见解。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到此结束，下面进入第二环节，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请到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分别是刘纪鹏先生、张文魁先生和丁志杰先生，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教授。  [12:10]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我上个礼拜刚被国务院国资委聘任为法律顾问。今天的话题是监管、混改，今天又是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的发布会，我刚到商学院不久，到这儿才知道是法制日报社和政法大学商学院都参与的一项活动。今天我把题目定为奠定股市法治基础，迎接新时代。  [12:10]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我想就这个话题从以下几个问题跟大家交流：第一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第二是如何看待今天中国股市春天来临的基本特征，第三是抓住股市关键环节，打下制度性基础，第四是关于建立法治股市的几点设想。  [12:10]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就第一个话题来说，如何理解新时代，从这个话题来说主要有四个环节，一是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人们对美好的生活目标和物质社会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的核心，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必须要依靠市场经济。四十年的改革就是因为有了市场经济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崛起。而在市场经济里主要矛盾体现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要抓住公平和效率二者的关系，经济上我们要提高效率，但今天的社会发展如果不解决公平问题就不可能很好的发展，我们在市场经济特征背景下还要高举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建一个和谐社会。股市资本市场是中国崛起的主战场，是市场经济要素配置的最重要场所，这是从市场功能角度看，而从公平正义看这个市场最容易导致不公平，所以如何解决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如何处理资本市场的财富分配就成为了迎接新时代的重中之重。  [12:10]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要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健康发展，所以十九大报告这几个精神当中对资本市场这几句话的描述也是充分展示了资本市场应该在新时代的建设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既然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今天的资本市场怎么样，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股市新时代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一个是基础环境，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三个基本要素，首先是我们的钱多，今天的世界哪个国家比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银行、中国的财政、中国的老百姓钱更多，中国政府确实是最富的政府，光国有净资本就接近40万亿，如果按照上市的价格呢，财政连续几年都是以两位数在上涨，银行的钱也多，152万亿M2总资产，资产规模再加上老百姓六七十万亿的储蓄，第一个要素就具备了。  [12:11]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第二是经济成长性好，据说现在我们不再追求速度指标了，今天的速度也仍然是在6-7%之间，这样的速度仍然是同体量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发达国家，至少是他们的两倍到三倍，其次是我们广阔的市场，加上供给侧改革之后巨大的消费，现在迹象已经出现，旅游、教育、养老、服务业，拉动的迹象非常鲜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的科技，也是四十年的集聚在这个时期集中爆发，高铁、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共享单车，一系列，再加上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天宫、天眼、蛟龙、悟空、墨子、大飞机，钱多，成长性好，市场大，科技进步，股市怎么就不应该起来呢，中国股市上涨的前提条件都具备，为什么就起不来。  [12:11]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从2016年实施新政以来我可以给大家几个数字，它已经在渐渐的积累正能量了，2016年以来截止到今天我们是世界各个资本市场IPO家数最多，融资额最多的时期，到10月18号590家，估计最近还有10家左右，大概600家上市公司，准确的时间是从2016年2月以来，融资金额3340亿IPO，资本市场规模58万亿很可观，这段时期我们做到了两全其美，融资额最高，上市家数最多，故事波动率非常低，从去年1月1号到现在所有的交易日当中日波动率超过2%的天数不足3%，基本上是从2800-2900点上涨到今天3400点，过去一加大融资股市就下跌，还在稳步的上涨，上市公司的分红狠抓质量来讲，今年大概是8830亿，也开始分红了。2016年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8830亿，今天中国的股市虽然上涨到3400左右，但整体市盈率在22%，沪深300是15倍，这样的股市对比，美国和香港都创历史新高，美国在危机当中跌到了6500点，又恢复，从13000跌到6500，恢复到历史最高点18000，现在23000。  [12:11]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我说这个的目的是在讲中国股市春天的特征已经在悄悄的来临，特别要强调的是习主席从去年以来对股市一系列的指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有前面这几大优势，钱多，市场大，速度快再加上整个国际形势，我们还有上市公司质量，人们收入财富增长，良好的政策环境都具备了这些条件。  [12:12]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第三个话题，前面谈了迎接新时代，接着谈了股市春天的特征，振兴复苏的条件具备，为什么就起不来？中国环境这么好，外部条件具备，为什么股市就起不来，为什么股市遭到人的唾弃，厌恶，大部分人赚不到钱，少部分人暴富？这里是两大问题，第一还是今天谈话的主题，这是一个缺少公平和正义的股市，所以表现特征第一是治理结构不合理，第二是财富分配不合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例子，这个市场里不管熊市还是牛市都要拼命上市，上市公司不是在财富增量价值的创造中获得了蛋糕，分享了他们的财富，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大股东的减持上，他们攫取的是社会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多数投资人的钱往少数大股东和高管手里聚集，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市场像创业板发行市盈率这样的提高。  [12:12]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前两百家我已经呼吁了十年，尽管我是创业板的始作俑者，可我一直在说我播下龙种生出来的是跳蚤，前两百家发行市盈率72倍，发行价格三十二块，如果一家两家可以，一百我也不会批评，如果前两百家是这样的结果，市场引导向何方，大股东的价格只有几毛钱经过三级放大，充其量一块钱，股民就要三十二块钱去买，股权结构合理吗，前两百家第一大股东不是夫妻就是兄弟父子，持股率55%，上市之后也在42-45%，独立董事不就是花瓶吗，董事会是大股东操控，国有股还好说，利益不挂钩，制约机制多，家族企业呢，信息严重不对称，治理的不平衡，导致种种为了坚持什么时候出消息，什么时候处理好，基本都是有失公平的，所以在这个市场上可以5.5亿买两幅画，可以稍微减持一下套取七八千万挣点零花钱，2.34亿给孩子交个学费，这些理由都成了笑话，现在索性不提减持的理由。乐视当初减持1.45亿股套现100亿，这样的财富分配放在哪了？一级市场，当我们用三十二块钱买他股票的时候，一块钱进了股本，三十一块钱进了公积金，公积金三十一块的55%或者40%立刻就变成了大股东合理合法的财富，每股净资产成本几毛钱立刻变成七八块钱，再过三年一减持呢，一联手炒三四十块钱也很正常。  [12:12]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这样的倾向，二级市场再一减持，几毛钱一股三级评估到一块多钱怎么跌都照样赚钱，不进行变革中国股市的公平何来，正义何来，独立董事的花瓶从来就没有解决，我还是上市公司独董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呼吁这么多年也不管用，还得跟着当，为什么这样，也有人质疑我。  [12:12]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第二就是监管，光种审批的田，不耕监管的地，这是严重的问题。  [12:13]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如何解决股市公平正义的问题呢，我的理念就是抓住这两个要害。IPO这边控住了增发配股，2015年IPO的融资1450亿，再融资13000亿，再融资里多少股市，十送十，十送二十，十送三十，整个送股发好消息，再增发配股连为一体，大股东减持2015年IPO1500亿，大股东和高管减持4600亿，IPO的3倍，1450亿的IPO，13000亿的再融资，再加上4600亿的股东高管减持，2016年IPO1550亿，定增16000亿，是IPO的10倍，股东和高端减持2500亿，是IPO的1.6倍，股东减持和高管的钱减完了哪去了？我们买股票的钱无非就两部分，一部分是IPO进入实体经济，金融为实体服务，还有一部分钱被减持拿走了，没有直接进入上市公司，被大股东个人装进腰包了，公报式的监管确实起到了拨乱反正、矫枉过正的作用。  [12:13]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五类触发红线的措施，从2017年1至8月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145项，罚款70个亿，过去过亿的都没有，市场禁入38人，加上赵薇夫妇就是40个人，这种例子也没有，从徐翔判刑五年半，罚款110亿到鲜言罚款34.7亿，这两类是属于操纵证券市场为信息违规披露的，山东莫龙披露违规造假11张票据，为了坚持做利润套高价被罚款1.2亿，3000万罚款3、4倍，再到前两天赵薇的哥哥在这家上市公司唐德影视，夫妇持有8.01，2015年2月上市，到2018年2月就可以减持了，减持又有这么多的限制，特别是5%的红线，8.01的比例，3200万股，怎么办呢，赵薇的哥哥嫂子就离婚，两个人嫂子拿1900万股，哥哥只剩1300万股，减持的速度可以同时加快回避5%，明年2月份还没有到，但今天离婚是真的。  [12:14]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这种现象也不能说人家离婚就是为了减持，但人们很容易把这个事连到一起。赵薇这次又被罚了，龙薇传媒可以用杠杆30多个亿收购万家文化，后来公司名字改成祥源文化，一说收购就从十八块到了二十五块，过两天说不收了，原来说收29.5%，30%就举牌子一系列法律规定了，最后改成收3200万股，股市在往下暴跌，简直成了闹剧，这种信息披露在市场上这么玩还行吗？事实表明一个好的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有多么重要，而今天对中国股市只要肯抓住制度建设，从治理结构和财富分配入手，严格监管，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我刘纪鹏不是爱玩口号的人，但是我今天减持认为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你就把这一点公平正义抓住，中国股市就是弹指一挥间，让大多数人能在这里既为国家做贡献，又能成为财富的共享者。  [12:14]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要强调法治监管，用严谨的法律语言取代充满激情的语言，要用法治管理实现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管理。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一方面切实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股市的衣食父母，今天广大投资人、中小投资人被不公平对待，普遍赚不到钱，拿不到财政性收入，这种悲剧一定要避免，这种历史一定要结束。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一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我们要形成社会主义的法治经济，法治资本市场，所以上市公司承担着中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一定要从上市公司主体到股东主体，到简单的盯住股东的钱包，财富都是来自于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博弈、攫取到在中国新时代经济建设中价值增量的创造上去做大蛋糕，资本市场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市场，也聚集着最复杂的社会要素，而它的产品又是上市公司，并不是可以见到以使用价值为轻易容易判断特征的产品，这些产品都跟信息有关，如何保证信息和信誉披露的良好，对投资人的保证，是这个市场监管的核心力量和核心内容。  [12:15]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最后特别想表达，法制日报社今天做的这件事，特别是谈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风险管理今天它是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法治监管的序幕，这样的会我还是第一次真正把监管，而不是简单的谈行情，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引起中国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此树起中国法治监管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院长，非常期盼，真诚的表示我们愿意跟法制日报社一起，共同就中国资本市场的法治监管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预祝法制日报社主导的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12:15]

[主持人 武长海]:非常感谢刘纪鹏院长结合十九大报告对中国股市和资本市场进行的精彩分析，既分析了资本市场和股市的问题，也为中国股市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下面有请第二位主讲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进行精彩发言。  [12:39]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我对这两个主题深表认同，监管和混改，监管有很多的行动，小燕子被监管了，混改也有很多的动作，这两个主题很好。加强监管也需要改革，混改主要是针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一，市值在60%左右，有时候还要高一点。  [12:41]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上市公司质量怎么样，纪鹏比我更清楚，除了监管之外，如果没有上市公司质量做支撑，股市春天是很难看到的，只能是涨跌的轮回，你说美国涨到23000多点，美国上市公司ROE、ROA比我们上市公司高好几倍，人家的现金储备也是非常充分的，有钱都花不完，我们要不断地再融资，还要不断地借债，这就是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很差，虽然2016年上市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还算是不错的，利润增长也是不错的，这个不错到底是创造了价值还是抬高了价格，是靠涨价，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上游的上市公司国有的2017年表现不错，是靠涨价来获得销售收入的增长和利润的增长，并不是真正的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如何提高质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12:41]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今天发布的法律风险报告，主板法律风险最小的100家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什么行业，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发电等等，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他们要么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要么具有特许经营。降低上市公司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是要靠提高企业上市质量，提高价值创造能力，而不是说待在稳定的没有风险的行业就可以了，这是关键，怎么样才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呢，当然很多民营企业就不讲了，针对国有企业而言，混改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  [12:42]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这次十九大有几句话讲的非常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新时代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如果真正要成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又富又强，必然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资本市场上有没有一批这样的企业。  [12:42]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现在中国有些企业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没有上市的华为我觉得还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有些已经上市了，可它不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市，而是在境外，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就很怪，说没有好质量和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去投机，大股东要么疯狂的再融资，要么疯狂的减持，同时也有好企业到境外上市，下一步资本市场能不能真正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这些企业能不能在中国上市。中国有一批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实有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或者说物质条件是有的，为什么说具有这些条件呢，首先规模足够大，在行业当中往往具有龙头地位，特别是央企，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建筑企业，交建、铁建的建筑类企业块头足够大，建设能力足够强，没有问题，工作效率足够高，大隧道、修大桥，工作效率很高，财务效率不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不行，这是很大的反差。  [12:42]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我们讲上天下海，嫦娥、天宫、蛟龙，这些制造能力，不论是飞机还是船舶跟其他航天器、潜艇的制造能力都很强，央企的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非常一般。我研究央企比较多，有时候很着急，我们有这么好的基础条件，这么大的块头，中国本身市场就很大，现在销售收入央企上千亿是比较容易的，有这么多的规模优势，拿出2%的研发收入来也是不少的钱，但是价值创造能力和生产率这些指标都很差，怎么样使具有基础条件或者是物质条件的大的国有企业能真正的通过改革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也能通过价值创造把一些价值回馈给投资者，让投资者别成为韭菜，这是未来几年到十几年非常重要的命题。  [12:43]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命题怎么破题，混改是很重要的途径，中国移动比中国联通的表现好得多，它有很多先决的条件，当然也与管理水平有关系，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是国有的机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当时就商量几大领域国企混改挑哪些企业，我是几大重要领域混改专家组的组长，觉得联通不改革，混改如果没有较大的突破，恐怕联通慢慢的会更加萎缩，一方面受中国移动的挤压，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不断地兴起，真正的语音通讯业务本身就会走下坡路，会受新经济企业和互联网公司的挤压，腾讯现在还有人看好它继续涨，不是炒上来的，的确是价值创造能力很强，所以它上市之后股票涨了多少，2000多倍，人家认为还没有完，当时就选择了联通来做进一步的混改。  [12:43]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大家会说张文魁你是不是还澄清概念，联通已经上市了，A股、红筹和H股都有，既然原来是国有独资企业，已经上市和引入了非国有的投资者，股民都是投资者，就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比一般的更混合，还有境外的投资者，怎么叫让联通搞混改呢，我把混合所有制分成名义性混合所有制和实质性混合所有制，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大众散，大的国有股东，一众散伙股东，也叫混合所有制，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至少要一大一中或者是一大独小，一个大的股东至少有一个中股东或者是有几个小股东，不是只有散户，小股东可以成为积极股东，可以进入董事会，能制约大股东的行为和参与公司的管理，这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  [12:43]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联通在今年混改之前只能算是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跟纯国有的没有太大区别，不是说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地方是年度报告和季报要披露，审计，管理层毕竟要走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程序，这次联通混改当时定的一定要引入非国有的股东，我原来设想希望能有互联网企业在联通中占股达到10%左右，联通集团单一国有股从原来的50%降到30%多，希望能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达到10%左右，其实一度非常接近这个目标，有一个互联网公司也非常积极，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些波折，1月17号还是2月17号新规出来之后价格不能锁定，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开了绿灯解决了，有一家企业曾经说股份到10%或者更高都没有问题，资金毫无问题，因为有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不太积极的参与联通的混改，所以这家企业就愿意多拿股份。后来热度不断地炒高，那家曾经不太积极的互联网企业又变得积极了，又重新进来，股份就得分一点给它，就没有实现原来预想的独家10%的目标，现在看来差别也还可以，也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腾讯占5%，京东占2.13%，加起来7-8%，京东的大股东是腾讯，刘强东已经不是大股东了，但他的投票权是绝对的控制，境外上市股份分布和调配权的分布可以分开处理的，比较灵活。  [12:44]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所以联通混改从股权结构来看我个人认为从原来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到实质性混合所有制迈出了最终的步伐，算是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了，而且董事会也会有比较大的调整，不知道能不能说，核心管理层大部分薪酬不受原来国企高管限薪的约束，可以市场化，个别的还不行。各个方面中组部、国资委、证监会人力资源社保部，都很支持，当然这只是一个起步，不是说混改股权结构调整新股东到位之后一切都万事大吉了，未来公司治理真正的转变和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12:44]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下一步我们要在市场、财税、金融、国企几个重点领域推出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政策，2018、2019年还是充满期待，只要我们照着这个方向去做，我相信中国很多上市企业，特别是具有基础条件或者物质条件的央企龙头企业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努力，可以变成具有五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谢谢大家。  [12:44]

[主持人 武长海]:非常感谢张文魁所长关于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的精彩演讲。下面请第三位演讲者，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教授，他是目前国内金融界的青年才俊，当过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现在是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  [13:02]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谢谢主持人，很荣幸参加这次高峰论坛，祝贺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圆满成功。十年磨一剑，2008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发布，有一批来自业内的专家和高校学者共同就一个专业问题持续的做十年，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艰辛也是有收获的，危机的十年走过来，包括中国经济以及指数示和所有相关的单位都成熟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今天来的嘉宾很多，我们的指数进入了新时代，祝贺中国政法大学法务研究中心以及赛尼尔法务智库  [13:03]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我是第二次参加，第一次是去年，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三个主要风险，中国跨入中收入阶段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十九大的召开，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在解读和理解，今天讲的是未来中国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十三五”规划中就提出来中国要不断地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阶段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位置，这次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国内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提出来，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跨域，但也面临巨大风险的阶段，这是大家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尽管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包括刘院长讲到中国上市公司种种的问题，确实反映了这个过程中如果走不好的话还有可能调入陷阱，我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跨越。  [13:03]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十九大报告提出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分两个阶段，到2035年，用十五年时间基本现代化，到2049年再用十五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一代代共同的梦想，十三大三十年前召开的，提出中国现代化要分三步走，1990年翻一番，1987年开会到1990年这一步已经基本实现了，上世纪末再翻一番，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到这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九大进一步提出现代化强国。小平同志在各种公开场合讲到这个构想的时候得益于外国友人的交流，当时我们也提出小康，小平同志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的小康和日本不一样，你们是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就人均GDP能达到1000美元就是小康，小康是身体还行的意思，不是很强壮，事实上达到了以后会有个什么问题呢，中国刚刚脱贫，低收入国家是很少的，中国一出来一下子人口变得很少，刚刚解决温饱的问题，有时候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不知道到底有多高，后来我们想中国进入现在的阶段要用世界的尺子来量自己，放到国家比较来看中国。  [13:03]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世界银行做过划分，当时48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1940美元是中低，超过480美元就不是低收入国家，中低、中高，高收入门槛是6000美元，这个标准每年都调整，根据世界的通货膨胀来调整，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就意味这我们按照1987年的标准和物价水平来衡量中国可以达到6000。换算到2016年是1万多，按照不变价格是固定的，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8260美元，简单的说就是GDP，每个口径不一样，已经公布的188个经济题目里我们排在93位，恰好在中间，50%，中国要成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中起作用，这样水平的国家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不仅仅应该出钱，更多的还要出智慧，我们把自己建设好，这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其次才是其他。  [13:04]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看一组数据比较一下，全球GDP人均收入1万多，中国人均收入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四，OECD国家我们是它的五分之一，我们是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来看我们也是五分之一，是美国的14.7%，占美国人均收入的15%左右，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1000是低收入门槛，中高收入4000，高了1.2万。看数据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不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现在的位置，还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以及未来的潜力，世界银行有系统的数据，1962年开始的，和1962年相比，民营收入增长了100多倍，同一水平层次发展中国家大国，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这些是人口过亿的，南亚、印度、巴基斯坦还在不到2000美元，这些国家刚刚离开低收入阶段，对于这些成绩我们要充分肯定。  [13:04]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还要看到过去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以及未来应该怎么接着做，几个发达国家的情况，2016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00倍的国家也很多，也有一些，都是微型经济体或者中等国家，最典型的只有两个，韩国增加了200倍，它的人口5000万，对于韩国经济过去的增长非常值得研究，新加坡城市国家人均收入不到500美元，增加到5万，超过100倍，其他国家鲜有超过100倍的，对于成就我们应该肯定。我们要跟自己纵向比较，2008年第一次我们做发布会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每天我们都有问题，我们这个指数中心智库在发展，中国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1962年接近15%，1972、1982年改革开放前后是下降的，我们说自己在发展，但我们的发展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很多，所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1992年才是世界人均的8%，10%都不到。这个差距太大了，中国经济到了2002年才是世界的五分之一，2012年到了将近世界的60%，去年已经到了80%，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  [13:04]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真正的起飞从我们做的研究来看是1994年开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决定是一个重要事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间还有一个穿插的事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宝，我们要清醒。  [13:04]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的第一次跨越，1998年人均收入终于超过了世界脱贫线，达到了小康。接下来是中国经济迅速的发展，2010年中国首次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当时的人均GDP是4000美元，2010年4000到现在的8000，增长了1倍.1994-2015年中国的跨越度是11.66%，中国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在扩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实际经济增长，二是汇率升值。为什么出境游越来越比境内游有吸引力，因为中国的货币变得越来越值钱。。  [13:05]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我对2021年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有信心，中国2015、2016年跨越速度略低于所要求的7.78，中国经济变成高质量，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阶段不能忽略增长速度本身的重要性，或者说我们不能为增长而增长，但必须达到自己潜在的经济增长，如果做得好的话中国的GDP增长再回到8%左右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还存在很多可以挖潜的地方，张所长也讲到了，国企全要素生产率肯定很低，其实是改革深化。  [13:05]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每个人也因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己地位的提升，过去世界是倒金字塔形的，底下穷人多，上面富人少，随着中国的两次跨越，中国有低收入出来1998年，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阶段，这次变化是印度从低收入跳出来，从世界人口结构来看已经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锥形，中间大，两头小。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21世纪的20年代，印度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会看到人口结构就呈倒金字塔形。  [13:05]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什么时候成为发达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不以为这是发达国家，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和巴西一度都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但它不是发达国家，1987年以来这个标准就没有变，整个世界发展都提升了，我们做了简单测算，按照1987年41个经济体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按照测算来看，发达国家的门槛2015年的标准大概是1.7万亿人均GDP，我们到了两三万亿的时候可以讲富起来，这是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到2034年或者2035年需要4%的跨越速度，我们比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要快4个百分点，这是有可能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有小四十年的时间，以后我们就是发达国家。  [13:06]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能不能成为现代化强国，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和十三大的说法，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标准是4.6万的人均GDP，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如果在2049年成为发达国家需要比发达国家一直高出5个百分点，我们也做了测算，人均收入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消费等领域和表现的不相称呢，可能是货币的购买力，这是同国际比较，中国现在的GDP大概是11.2万亿美元，美国是18.6万亿，中国和美国还差7万亿，购买力评价来衡量，中国现在是21.4万亿，购买力评价按照现在物价衡量多出10万亿美元，如果说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是发达国家物价的差异将会消失，中国同样还生产这些消息，GDP统计出来就不是11.2万亿而是21.4万亿，中国的跨越赶超过程中汇率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3:06]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有信心，但是不能出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包括资本市场，每天各种问题，不公平的现象，它是在这样的困难中不断地前行。谢谢。  [13:06]

[主持人 武长海]:感谢丁教授做的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演讲。下面有请赛尼尔法务智库总裁，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叶小忠先生进行总结发言。  [13:08]

[叶小忠 赛尼尔法务智库总裁]:今天上午的内容非常丰富，各位专家的观点也非常精彩。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开展了十年，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坚持课题的研究，要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投资者、服务者研究中国的上市公司提供一个新的独特的视角，同时进行系统性的资料积累，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学术研究积累大量的基本素材。应该讲十年来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中国资本市场里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法律风险指数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新的特别有意义的课题，比如说这些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连续缩小，这种缩小对公司治理到底意味着什么，都是新的课题。  [13:08]

[叶小忠 赛尼尔法务智库总裁]: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内容比较丰富，今天上午只是把一些核心的观点跟大家做了发布，今后我们还会做一些行业和地区的专题发布，我们也希望跟相关的机构和专家多多合作，共同推进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的提高。谢谢各位的支持。  [13:08]

[主持人 武长海]: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暨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顺利闭幕，期待明年第十一届发布会和论坛更精彩，明年再见。  [13:09]